论坛开始前，老郎向广州日报记者透露了他对中国足球现状的一些真实想法。
72岁的郎效农曾担任中国足协竞赛部主任。 2001年，他开始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中超联赛的筹备工作。 因此，他也被称为“中超之父”。 还曾担任联赛部主任、中超联赛秘书长、中超联赛总经理。 他还曾短暂担任河南建业俱乐部总经理。
在足球圈里，郎晓农的专业能力和人品是众所周知的。 从1992年“红山口”会议开始，老郎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探索中。
维护职业联赛的公平环境和发展规则，为职业足球俱乐部自主发展创造条件，立足联赛推动中国足球高水平发展，这是老郎对此始终坚守的足球信条。天。
本文供稿 广州日报 摄 记者 廖毅
老郎在上海超级联赛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被认为表达了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共同心声。 谈及此事，老郎表示：“当时没有任何准备，只是一些发自内心的话。我真的要感谢所有为中超平台搭建做出贡献的同志和俱乐部！”
中国足球职业化：“倒逼”与“大势”
回忆近30年前中国职业化启动的前夜，郎效农坦言总结了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被迫”，二是“大势所趋”。
“被迫”是因为国家体委当年发布了“奥运荣耀计划”。 “当时国家体委要求缩短战线，优先发展一些容易夺得奥运金牌的冷项目。人多、金牌少、周期长的三大项目是首先受到影响的，很多地方都砍掉了三大体育项目，即使不砍掉，原有的梯队也会被大大压缩，这样一来，我们的足球项目就很容易自然消亡，建立职业足球联赛也就成了是当时拯救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郎晓农说道。
“大势”与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接相关。 郎效农说：“1993年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召开的红山口会议实际上得到了这方面的明确信息，所以我们确定了两个大方向。 一是足协实体化，二是联赛职业化。”
郎晓农表示，当时中国体育界基本达成共识，如果我们在足球、篮球、网球、自行车等职业化程度较高的运动项目上不与国际先进足球国家处于同一个制度平台上，我们永远不会能够赶上别人。 的。 因此，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不仅是法律规定，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方向后，中国足协于1993年组织大批人员前往日本和欧洲考察。“经过几年的研究，日本才于1993年推出了J联赛，但当时日本足球界仍然存在很多争论。我们可以说当时对足球职业化一无所知，但我们决定继续前进，再次改进。” 郎晓农说道。
日本J联赛后来发展得非常好，包括很多规则和规定都非常健全。 老郎认为，这与日本固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而我们当时并不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何况是足球呢？ 老郎举了个例子：“比如当时广东宏远是全国第一家注册足球俱乐部的广东宏远足球俱乐部教练，但当地工商局认为俱乐部只能注册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根本无法进行俱乐部的合法经营，后来宏远俱乐部成立了一家公司广东宏远足球俱乐部教练，想通过公司将资金转入俱乐部，但也没有成功，因为该公司是企业法人，所以必须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俱乐部不能直接从公司注资。”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公司法》还没有颁布，建立职业足球俱乐部确实困难重重。 “由于我们的社会条件、经济制度、文化背景、法制环境等方面还不具备成熟的职业化条件，所以当时我们的A级俱乐部大部分还是维持运动队的‘翻牌俱乐部’。中国足协也未能将俱乐部和联赛的健康、长期发展制度化，甚至后来出现了很多联赛的混乱局面，这是职业化初期必须面对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从中超到“职业联赛”：如何放权？
从1994年到2003年，十年“A”结束，2004年中超时代正式开启。作为当时中超联赛的顶级设计师，郎晓农认为这其中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
“当时为了世界杯，中国足协想成立联赛，为国家队让路。联赛成立两年，不升降级（2002年、2003年），并向各俱乐部承诺建立一个新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新的平台呢？中超联赛是偶然因素建立起来的，加上甲级联赛的规章制度和俱乐部建设都非常不规范和不健全，所以升级是必然的。
郎晓农表示，当时他为中超联赛设计了“三合一”计划。 首先，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与足球规律相结合的《公司法》建立职业足球俱乐部。 二是成立中超联赛委员会，负责中超联赛的组织工作和共同民主管理。 三是成立中超联赛公司，负责中超联赛的商业发展和运营。 郎晓农认为，他当年的想法还没有完全落实，包括现在即将组建的“职业联盟”。 其实核心是中国足协如何“放权”？
回顾中国职业联赛25年的历程，郎效农认为，职业联赛的规则必须遵守，不能走回头路。 “比如说引进高水平外援的问题，我认为足协不应该介入这件事情，不能把国内球员水平低归咎于高水平外援的加盟。”小A，我们抱怨外援水平低，但现在外援水平真高啊，你又是‘野工豪龙’了！高水平外援提高了联赛水平，进步了联赛水平的变化逐渐改变着中国球员的能力，这是必然的规律，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郎晓农根据多年对职业联赛的专业研究，对当前中超联赛的改革提出了一些意见。
首先，在架构上，老郎认为职业联赛必须建立，但首先应该建立“中超联赛”。 中甲联赛慢慢来，中乙联赛暂时推迟——毕竟每年的参赛球队数量和比赛形式都无法保证。 “中超俱乐部都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因此，中国足协只能对俱乐部行使登记管理权，不能干预俱乐部的运营（除非违法）。所以现在如果职业联赛没有建立，中超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并不是真正的“一家人”，其实这些在国际足联宪章中都有明确规定，我们只需要认真学习国际足联宪章并遵守执行即可.我们不需要自己创造一套特殊的东西。”
其次，郎晓农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中超联赛的主体，也是职业足球市场的主体。 “职业俱乐部必须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中国足协能否帮助俱乐部自负盈亏？” 老郎说，“所以中国足协可以对职业联赛有管理权，但只能在一些与联赛有关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如果政府有否决权，其他权力就必须完全下放给联盟” ”。
第三，郎晓农认为，目前所谓的“限薪”政策很难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 “你觉得1000万的限制合理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以前我在AA时代，我就让所有俱乐部老板商量一条线，最后没能达成一个协议。”完全没有共识。毕竟大家都在联盟里竞争。” 郎平表示，“我建议参考国外一些国家制定的俱乐部财务平衡制度更为合理，是根据审计报告中的数据来确定的，具体投入没有限制，但工资总额不能超过投资的55%。国际通行规则是，俱乐部工资总额不超过投资的55%，就不会亏损。”
如果我们真的遵守规则，中国足球不出10年就会进步！
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郎效农对中国足球的关注却丝毫没有减退。 除了中超联赛之外，老郎近年来还经常观看全国各地的青训比赛。 对于青训现状，他表示有两件小事可供参考。
第一次是1992年海根冬训，中国足协请了一位欧洲专家教练来考察各队的训练，希望他能提供一些建议。 “外国专家看完后，足协领导问他有何感想，他说非常好，球员们训练得很刻苦。领导希望他能真正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他说：可惜的是，大家训练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比赛。” 老郎说道。
另一次是两年前的一次青训论坛上。 ”当时绿城的日本教练说：青训应该从直接1对1的对抗训练开始，然后是3对3，最后是11人对11人。但国内教练却说孩子们应该先修炼他们的个人基本功，那就是静态发射和接收技术。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广东宏远足球俱乐部教练，当年的老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 老浪有些遗憾的说道。
郎效农说道：“现在先进的足球规律是什么？无非是防守越来越具有压迫性，给球员的决策时间越来越短，处理空间越来越小。另一个就是进攻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灵活。我们的青少年训练应该围绕这些来进行吗？几年前的一场U16比赛中，我看到日本梯队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前三名球员进行比赛，他们都赢了。第一个对手，他们以9-1获胜，虽然他们的身体不如我们，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全场紧逼，攻防迅速，让对手几乎无法过半场。后来的两支中国队也被迫学习了日本队的打法。 ”
老郎表示，目前越南国家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左右，这意味着他们只通过青训组建了10年左右。 但现在为什么我们的年轻青训队看上去比不上越南的青训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练水平和青训理念不如人家，没有把握住规则。 如果我们学习越南的经验，真正遵循足球青训规则，坚持下去，不用等10年，我们就会变得更好！
对于广州恒大和许家印来说，老郎认为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9年，在中国足球最低潮的时候，许家印用自己超前的意识和投入，一下子激活了中超联赛。恒大也运用了很多现代企业管理规则，真正运用到了俱乐部的管理中。”这些经验值得中国足协其他俱乐部学习。”
广东球员的下滑直接影响了中国队的水平
在本次论坛上，主办方还要求所有参加论坛的嘉宾参与“2019广东足球最佳阵容”的评选，即从今年效力过中超联赛的所有广东注册球员中评选出11名球员按照433阵型。 郎晓农对“广东足球”、“广东球员”也很有感情。
老郎表示，以前广东队和广州队的球员技术特点鲜明，“花中蝴蝶，水银倒地”八个字是最贴切的形容。 广东球员也占据了国家队的半壁江山。 为什么现在广东队的特色球员不见了？ 国家队有半个广东球员还困难吗？
郎晓农说：“以前广东和辽宁的南北风格非常鲜明，国家队主要由这两个地区的球员组成也是情理之中的。但职业化改革之后，球员的水平提高了。”各地的足球发展好了，青训也进步了。上来吧。你看，现在湖北、四川、江苏等省份的青训很难出人才，甚至还有很多好苗子。 “河北、河南、浙江。所以，不仅是广东，还有辽宁，大家以前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优势都逐渐消失了。”
老郎认为，“南方足球”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下区域管理模式的产物。 然而，人才职业流动被打破后，广东本土足球人才与北方足球人才的交流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 “是什么原因？ 一定有一些规律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广东足球失去自己的特色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老郎说，“以前容志行、陈锡荣、顾光明、赵大宇、吴群力、彭伟国这样的球员可以直接决定节奏，国家队的进攻方向。 国家队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球员了。 坦白说，广东球员的下滑，直接影响了中国队的水平。”
郎晓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广东球员的身体条件和技术特点与越南球员相似。 广东比越南略小，人口较多，GDP远高于越南。 如果能够借鉴越南足球发展经验，真正掌握足球青训的规则和先进理念，广东还是有可能产生一批新人的。